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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超2万亿

    时间:1970-01-01 08:00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梁嘉琳 浏览: 次    收藏 挑错 推荐 打印
    摘要: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农村环境污染加剧,重金属、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显现。本文从财经视角解读环保战略,请两会代表、官员、学者共同预判未来一年的节能环保形势。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日前指出,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农村环境污染加剧,重金属、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显现。本报尝试通过财经视角解读环保战略,并邀请两会代表、官员、学者共同预判未来一年的节能环保形势。

      哪些环境污染最“烧钱”?

      《经济参考报》:近年来环境事故频发,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目前哪些领域的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最大?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我国每年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包括两类:一类是财产性损失,如企业的污水处理成本、农渔业的收成损失,包括部分生态损失。另一类是健康损失,这类损失计算起来更困难。水污染更侧重于财产性损失,大气污染更侧重于健康损失。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银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一些科研单位曾经分别做过研究。环境损失(财产性损失和健康损失)占中国G D P的比重少则为3%至4%,多则达到11%左右。这两年没进行过相关研究,但我估计,环境损失占中国G D P的比重可能达到5%至6%。2011年中国G D P为47万亿多,据此折算,环境污染造成损失将达到2 .35万亿至2 .82万亿元,也就是超过2万亿元。

      此外,突发性事件(环境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比如广西镉污染发生后,在企业有能力赔付前,财政需要先行投入,用于应急监测、流域拦截、污染治理等。这些事故还会造成更长远、间接的生态系统破坏。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教授:很多环境污染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事后花多少钱都恢复不来。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曾做过相关研究,环境污染每制造1块钱的利润,却要花60块钱来治理,还要花15块钱去看病。因此,制止环境污染的发生最省钱,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烧钱。

      环保部几年前曾经做过一次绿色G D P核算的试点,各省纷纷报名,但统计结果最终并未公布。国际通用的资源成本指标体系包括7项,我国只采纳了其中1项“污染治理成本”里面的“大气、污染、水污染”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来一大块,至少降低一半。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飞达集团董事长朱国平:我认为,电镀污染造成的损失很严重。苏南遍布生产蓄电池、手机和电脑外壳的中小乡镇企业,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属会渗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议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加强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家庭企业的排污管理;建议推动企业与政府的污水管道对接,使污水集中进入处理站。

      哪些环保领域最“缺钱”?

      《经济参考报》:目前哪些领域的环保投入最需要加大投资,尤其是财政投资?

      王玉庆:环保投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政投入,一类是社会投入(以企业为主)。最迫切需要财政投入的是水污染防治,其中主要是公共污水处理厂(含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园区工业污水处理等)的建设,包括管网建设在内,要确保污水处理厂达到设计能力,确保达标排放;下一步改造升级以达到脱磷脱氮的要求,这需要增加投资,还有城市的垃圾处理厂,发展垃圾焚烧成本也是比较高的。这些方面预计每年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上千亿。

      虽然当前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但县、镇(含)及以下的污水处理还不在统计范围内,其管网配套还没有完全跟上,很多地方还是空白。

      在重金属处理方面,对于一些企业搬迁、改制、转产、倒闭遗留的重金属土壤污染问题,如云南陆良的铬渣污染,如果污染土地重新开发需要治理,财政要予以扶持。至于大气污染防治领域,财政应该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下更大决心。

      此外,环保部门能力建设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财政投入。首先是监测能力。其次是环境突发事故应急处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讯、现场监测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还有人员培训。最后是风险预警方面的基础研究、规划设计、政策调研等。

      吕忠梅:财政补贴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去搞环境治理,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把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去投钱,会造成企业和老百姓搭便车,最终“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百姓受害”。政府应该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排污收费和未来征收的环保税,实现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情况发生。

      此外,政府应该加大环境基准研究方面的投入。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目前的环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纳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线”定在哪里?地方环保部门在辖区内怎样监管才算“执行到位”?

      “十二五”要“赚快钱”还是“赚慢钱”?

      《经济参考报》:此前多位专家向本报表示,随着今年“工业稳增长”被放在突出位置,工业节能形势将更加严峻。“保出口”的外贸政策也不利于对“两高一资”产品取消出口关税。那么如何评估今年乃至整个“十二五”的节能减排形势?

      王玉庆:实际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 D P同比增速目标从往年的8%左右调低到7.5%,透露出一个信号———“稳增长”不一定就要“稳住8%甚至10%的增长”,从而为民生投入、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留下一定空间。不要把“保出口”“增就业”与节能减排对立起来。相反,环保投入既有社会效益,又能通过环保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效益,近几年环保产业每年同比增长15%以上,高于G D P增速。

      不过,今年要全面完成节能减排指标,难度相当大。

      在节能方面,结构调整力度如果不够,高耗能行业如果高位运行,第三产业占比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光靠关停一些小项目,节能目标将很难完成。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房地产、交通运输等基建项目对钢铁、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还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财政和政绩因素影响,各省都在上工业项目,产业集中度不够高,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不够大,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能耗较高、治污较难。

      在环保尤其是氮氧化物减排目标方面,去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很多环保工程的设计研究和建设运营需要一定时间,要到后三年才能显现效果。比如煤电脱硝,既有成本难题,又有技术难题。近几年汽车销量大增,石油消耗较快,今年的环保形势仍不乐观,重点是打好基础、政策到位,明年环保形势才有望改善。

      《经济参考报》:有的污染企业会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赚了钱;我们搞环保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成本都转嫁到产品里,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朱国平:中国企业过去靠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创造微薄的利润。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非常及时。

      如果产值和环境只能“二选一”,我们会首先选择环境。飞达集团每年用在污水处理、烟尘处理、环境美化等方面的环保投入,占到集团总投入的5%,基本改变了“脏乱差”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

      现在结构性招工难,员工对工作挑挑拣拣。只有企业环境好了,员工健康幸福了,企业才能养得了员工,招得了员工,成为“百年老店”。实际上,随着国家环保标准和监管越来越严,环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
     
    (责任编辑:窦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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