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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军:环境事件必须走向法治

    时间:2012-06-28 09:31来源:6维度转载 作者:佚名 浏览: 次    收藏 挑错 推荐 打印
    摘要:改善环境,中国并不缺乏技术和资金,而是从根本上缺乏一种动力。问题是,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找到这种动力?

      改善环境,中国并不缺乏技术和资金,而是从根本上缺乏一种动力。问题是,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找到这种动力?

      国人从未像今天一样,以如此高的热情关心环境。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史以来,环境从未像今天这般、被如此深重地破坏。人们回看儿时的小溪,发现要么消失萎缩,要么污染严重。不仅是水,我们呼吸的空气,行走的土地,都受到了深重的污染。

      马军,因为关注环境、投身环保,成为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英雄。4月16日,44岁的马军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被授予2012年戈德曼环境保护奖,该奖项有全球环境保护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马军的环保脚步,一步步踩在中国环境污染的历史进程中。1993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他,进入香港《南华早报》北京站工作,因为目睹中国环境的恶化,最终选定环境新闻领域。又因为黄河断流和1998年长江大洪水,让他写就成名著作《中国水危机》。后来他成为一名专职环境工作者。2006年,他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成为一名环境NGO的创始人。

      此后,他的诸多举动成为热点新闻。戈德曼国际环保奖的评语写道:马军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地图,公示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工厂。利用该污染信息数据库和地图,他与诸多公司合作,帮助其改善生产行为,降低污染排放。马军的作为远不止上述行动,紧盯大企业环境行为是他另一个特点。2011年曝光苹果公司在华供应链污染一役,让他有了国际声名。外人或许以为他是一个性格偏执的极端环保主义者,但事实上他态度温和,说话有些轻声细语,处事则少愤怒,重理性。他与多数的国内环保组织保持着良好关系,有时甚至还是国家环保部门的座上宾。

      马军对聚光灯早已不陌生。2006年,他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一同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影响世界的100人”,并当选当年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8年,英国《卫报》将他列入“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2009年,他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关注环境问题的时期。“中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为中国的环境趋势作出判断。那么,中国环境污染何时才能见底,并且向好的方向扭转?是现在已见底,还是需要10年,甚至20年?这一问题已在中外环境界热议了近半年。

      财新环境新闻主管编辑、高级记者宫靖,日前与马军讨论中国环境的真问题。在环境编辑角色之外,宫靖还是财新重磅环境报道“自来水真相”“镉米杀机”的作者。

      最糟糕的还在未来

      宫靖:这个问题在环境界很时髦,你肯定回答过。现在是中国环境最糟糕的时候吗?还是过去10年,现已好转;或未来10年、未来20年?为什么?

      马军:我不同意中国环境最糟糕时期已过去的说法,我认为最坏的时候还在未来。我们在经历一个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政府虽然已在环境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当然需要在未来的10年内去完成环境的一个转折。但从现在整个发展趋势来看,除非有一个大的调整,除非有一个重要的、甚至全社会参与的环保运动,否则我觉得未来10年内,还是不能够实现转折。没有这样的大调整,20年也不行。

      在改善环境方面,中国事实上并不缺乏技术和资金,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改进的动力。

      宫靖:你没有在三种选择中选取任何一个,而是谈到需要一场大调整,需要一种根本动力的出现。这种根本动力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马军:西方法治国家曾经经历过环境污染历史,其环境拐点要么源自于对于法规的严格执行,要么来自民间频发的环境诉讼,有时也可以来自资源能源价格的大幅度调整。但这样的动力来源,在中国是严重不足的,特别是执法不严,环境诉讼难,长期困扰着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是。

      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还是把对GDP的追求放在环境保护之前,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这个动力是不可能出现的。一场全民的环境保护运动,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的环境拐点,但这种运动目前还没有到来,它的通道也还没有打开。

      水污染治理缺乏起点

      宫靖:你1998年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水危机》,那时你认为中国水问题已经很突出。现在十几年过去了,相比那个时候,有什么变化?你对中国水污染现状有什么新的思考?

      马军:其实水的变化和整体环境状况是吻合的,也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当初特别严重的地方,比如淮河,现在有一些缓解,但在其他多数流域,情况在恶化。

      这种污染蔓延的趋势,在全球都少有。西方确实经历过环境污染阶段,但他们的污染还是一个局部的状态,而我们是遍地开花。我们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引发的副作用,可能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水污染问题并非无解。最遗憾的就是明明有治污技术,有环境法律,却管不住水污染。造成今天局面的深层原因,一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

      宫靖:数十年来,江河湖泊人工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梯级水坝渐次出现在每条重要河流上。不少地方政府当政者强调“以人为本”,将环保主义者形容为“以鱼为本”,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马军:现在的局面是,大中小微水电一哄而上,把天然河流人工地进行改造,变成了梯级水库,变成了人工渠道化的一个状况。

      我们最重要的大江,长江,从三峡向上,至少12个梯级,一直到虎跳峡,大规模梯级开发几乎不留空间。金沙江、通天河等都已经有了开发的迹象。在其他支流,从嘉陵江、大渡河到雅砻江,包括二级、三级支流,都是葡萄结串一样的水电站在规划、在建、或已建成。

      连经过层层论证的三峡工程都已经对下游湖泊水量产生影响,那将来数百上千的大坝建成,累积效果会是什么?现在还形成了举国调水的热潮,这些行为的生态后果,也还是未知数。

      未来的一二十年,没有什么比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前景更灰暗。淡水生物多样性最大的威胁来自水坝的建设。和地方政府的领导讨论生态问题,他们表面应付,内心想的则是:这不过就是几条鱼的问题。

      宫靖:PM2.5从2011年底走红,成为一场空气民众运动,最终倒逼政府建立一整套监测系统,并在今年和未来三年内陆续向公众公开。你如何看待这样一场空气运动?官方认为,当前并非中国空气最糟糕的时候,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马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整体上评价,是公众参与本身协助政府克服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巨大障碍。一开始政府不愿意将PM2.5列入常规检测,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调整了政策。

      PM2.5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我们之前在谈到它时,常常不得不把它解释为细颗粒物。这样一个问题,公众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自我教育的过程。这说明公众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只要赋予他们信息和传播的工具。政府也值得高度肯定,他们还是愿意去听取民意,只要民意足够响亮,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才是中国空气最糟糕的时候,不是过去。必须指出,近年的空气污染比过去复杂得多,过去城市中是大的颗粒物污染为主,看上去可怕,对人体伤害程度并不如现在大。

      宫靖:中国各城市的空气监测设备虽然陆续得以建设,但空气治理却是非常艰难的,其前景在专家看来也不乐观,二三十年之后能否治理好,还很难说。空气污染与水污染治理事实上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马军:首先我同意大气污染的治理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次的PM2.5事件形成的推动是极其有价值的,因为这让中国的空气治理终于有了一个起点。

      各类污染的治理必须要有一个起点。水污染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这样的起点。空气污染现在有了最起码的起点。

      土壤、固废污染被忽视

      宫靖:环保部公布的数字是,中国18亿亩耕地中,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的至少有1.5亿亩。中国当前约有1.2万座尾矿库,其中危、险、病库占12.4%,暴雨之下,部分尾矿坝几乎就是定时炸弹。你认为未来土壤污染还会继续加重吗?马军:中国的土壤污染长期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全社会对水和空气的污染比较关注,对于土壤的污染一直不够重视。

      不少尾矿坝是历史遗留问题,它们当然是土壤污染的定时炸弹,但在我们的国土上,每天还在形成新的定时炸弹,而且规模可能更大。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把现在的问题制止住。怎么来制止?环境评价这个工具一定要用好。
    如果企业违反环评蛮干,那么环境诉讼和环境地执法这两个工具要起作用,要让无良企业付出足够的代价。控制新的污染后,要考虑消除旧的定时炸弹。国际的经验也应该去借鉴,美国的法规就是能够追溯回去的,一些大的企业,为他们当初所污染的土地付出了巨额的代价。

      宫靖:固废污染你有何看法,比如对垃圾围城现象?现在垃圾焚烧厂建设很热,各地都在建,发生很多问题。北京、广州、上海等多地都发生过抗议事件,你们最近也在关注垃圾焚烧企业伟明环保的上市。这一块,为什么民众抗议声那么大,政府的做法有何不足?

      马军:固废污染在中国的局面极其严峻,但也是重视不足。我们城市垃圾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已经形成巨大规模,农村垃圾也积累了几亿吨。生活垃圾之外,中国的工业废弃物也没有得到有效地处理,总量大得惊人。固废形成二次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

      全世界与垃圾相关的机构,都容易引发当地公众的不满,主要是“不建在我家后院”的运动,就是通常说的邻避运动。这是有共性的。但中国当前的垃圾焚烧,与别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垃圾没作分类就进行焚烧,这给周边公众带来很大的环境风险。我的观点很简单,就六个字:无分类,不焚烧。

      国际上的惯例是,只有在充分的垃圾分类、减量的基础上,才应该走向焚烧的方式。最后会有人说,那怎么办?如果不焚烧,我们现在垃圾围城的状况怎么解决?这就形成了倒逼,要倒逼从垃圾源头上进行分类和减量。

      另一方面,如果不去分类,需要的垃圾焚烧厂会增加很多,当我们开始分类的时候,发现焚烧能力过剩。在国外有很多地区,曾经有过很严重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弯路。

      环境事件必须走向法治

      宫靖:最近十几年,尤其最近几年,民间环境抗议越来越多发。西方国家称此现象为邻避运动,也都有过此类运动多发时期。你判断,中国现在是否进入了一个此类运动多发的时期?例如今年天津发生PC事件、海南莺歌海事件等。

      马军:环境问题对公众产生直接影响,公众意识也普遍提升。他们现在明白了环境问题会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所以才会更加警觉和反对。这是近年环境事件多发的原因。

      之所以抗议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走向了比较激烈的抗争形式,就是因为法律范围之内的途径还不畅通。你建一个大型项目,与周边公众的生活事实上息息相关,但决策这个项目的过程,却是由政府和企业定下来,基本没给周边公众发言的机会,建成后公众也没有进行环境监督的权利。

      宫靖:地方政府面对邻避运动时,有时会视为稳定事件,拼命压制。但事实上,这类事件其实无关政治。地方政府的思路错在哪里,中国各地应从此起彼伏的邻避运动中学到什么?

      马军:多数的邻避运动中,抗议群众的诉求是守护身边的环境,这与政府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但这种通过街头运动的方式来守护,社会也很难承受。

      要缓减这种局面,首先是要放开公众参与这一块。至少环评报告的全本需要公开。这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能够保证的。为什么不能够公开?如果有商业秘密可以拿掉,这些污染的问题,不是商业秘密。

      其次是打通法治渠道,放开环境诉讼,让公众可以依法维权。现在这一通道基本是被堵上的。

      在政府方面,两大法律工具也要用好,一是环境评价,二是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总之,解决环境问题,一定要法治化。

     

      文章来源:新世纪周刊
     

    (责任编辑:谢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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