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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A:中国食品安全的新选择

    时间:1970-01-01 08:00来源:中外对话 作者:H•亨德里克•盖尔 浏览: 次    收藏 挑错 推荐 打印
    摘要:H•亨德里克•盖尔认为,社区支持农业(CSA)有助于消除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恐惧。“但CSA项目的增加表明,中国的确有一批消费者愿意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真正可以信任的食品,尽管这个比例还很小,但是在不断增加中。”

      在经历了近年一连串的有毒食品事件之后,中国的一些评论家指出,该国的食品工业正面临着消费者的信任危机。这些事件包括拥有特别“质量免检”资格的知名企业卷入三聚氰胺牛奶的丑闻和认证漏洞、假冒有机食品等等,许多消费者们觉得原来那些验证食品“安全”的途径已经不再可靠。

      方兴未艾的“社区支持农业” (CSA)运动为探寻建立食品信任途径的中国消费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CSA的概念源自欧美日,即把城市消费者与农产品的来源连接起来。中国新的CSA安排既保留了通过生态平衡方式来进行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宏伟目标,与生产者的直接联系也包含着中国消费者追寻安全食品的额外诉求。

      在CSA的安排中,消费者成员要承诺为种植者提供支持,并分担生产的风险和收益。通常消费者成员们都要支出一笔预付款,为农场提供流动资本,然后在生长季节期间消费者们可以得到农场产品的定期输送或分配。

      中国CSA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市郊区的“小毛驴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农场成员们签订一份为期20周的协议,并在开季的时候支付一笔“配送份额”费用,这样每周就可以分到一箱农场的产品。农场还为那些希望亲自种植产品的成员提供了另一种名为“劳动份额”的选择,他们可以获得一小块土地、工具的使用以及技术指导。

      小毛驴农场建立于2009年,创办人石嫣是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她曾经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CSA农场工作,然后就把这个概念带回了中国。开始的时候,小毛驴农场只有大约50位成员和20亩地(约0.013平方公里),这块地原来是北京六环路外的一座苗圃。到了2010年,成员已经达到280个配送份额和120个劳动份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农场面积也扩大到230亩(约0.15平方公里)。

      如今CSA在中国食品体系中还是一个很新(而且很小)的部分。非官方的数据说目前中国大约有100个CSA项目,2010年11月在人民大学体育馆举行的“全国CSA农场节”列举了大约12家位于北京地区的CSA和有机农场,另外还有一些分布在青岛、上海、重庆、西安、河南和天津等地。

      吸引人们来到小毛驴农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显然占有重要位置。《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位退休职工易(音译)女士的例子。她每周两次到农场去侍弄菜园,以此做为对食品体系失去信任的一种解决方式。她说:“我在商业系统工作过,知道食品配送的方法,其中的污染是很难控制的。”

      “树立信任”是小毛驴农场在其网站上列举的目标之一。石嫣强调说,第一手合约可以取代政府批准的有机认证。一个网络论坛贴出的访谈中,她解释说中国的有机认证适合那些由企业经营的大型农场,并且鼓励消费者们到农场来参观并亲自验证。

      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是另一位CSA在中国的积极提倡者,他表达了与石嫣类似的观点。周立把CSA看作对中国农业工业化的一种反应,他说:“食品安全是一个信任危机……在最深的层面上,它就是人与自然的隔离以及人与人的隔离。”

      信得过的食品可能会价格不菲。小毛驴农场的蔬菜(圆白菜?)包括配送费每斤8块3(1.26美元),几乎是市场上圆白菜的10倍,猪肉的价格是超市里普通猪肉的3倍左右。在一次接受《天津日报》的采访时,石嫣承认农场的菜价不菲,但还是比超市里每斤15元的有机蔬菜便宜。

      中国的食品零售价格总体上还算低的。90年代以来,中国食品价格偶然也会暴涨(比如去年),但在过去二十年中食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还是要比消费者收入慢得多。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消费者如今吃的肉类、鱼类、反季蔬菜、外国水果以及在餐馆就餐的次数都更多了,然而食品支出在城市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却从1990年的46%下降到2009年的26%。(美国这一比例不到10%。)

      中国的低食品价格反映出市场体系的高效,但也是乔治•阿克洛夫于1970年首先提出的“柠檬市场”原理的一个体现。如果消费者不能很容易地分清“安全”和“不安全”的食品,他们就可能怀疑所有食品都是不安全的。就像消费者对于一辆可能是“柠檬”(美国俚语“次品”之意——译者注)的二手车,愿意付出的价格肯定要大大折扣,他们也不愿花高价去买开放市场上那些不能确定安全性的食品。

      CSA是一项创新,它弥合了中国花高价购买“安全”食品的消费者意愿与公共市场上可靠的安全食品之间的间离。石嫣在接受《天津日报》的采访时说,一些本来打算参与CSA的人因为高价和预付费用而打消了念头,但她指出一些加入了小毛驴农场的人在开支上经过了轻重缓急的深思熟虑。中国消费者习惯于压缩食品开支,把省下来的钱花在名牌衣物、手机和家装上。但CSA项目的增加表明,中国的确有一批消费者愿意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真正可以信任的食品,尽管这个比例还很小,但是在不断增加中。

      CSA可能并不是解决中国食品信任问题的最终答案,但它们的确为那些在不确定性的危险中购物的中国消费者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CSA只是众多试验中的一个,其它还有新的市场安排、企业管理策略和追溯体系等,这些都在改变中国人买卖食品的方式。这些试验将为中国找到一条道路,生产出消费者可以信赖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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