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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支持农业食品安全自救

    时间:2012-10-24 23:22来源:6维度转载 作者:黄少乐 浏览: 次    收藏 挑错 推荐 打印
    摘要:在昆明创意英国小区内的商业区里,藏着一家土乡土气的“绿耕店”,除了那扇与其他店面统一规格的玻璃门有些冰冷,店里摆满了许多东西,个头小小的土鸡蛋、粘着薄土的花生、乡土的刺绣等。

        “真羡慕农民啊,只有他们知道到底什么能吃!”在一家生态农副产品经营店里,梅女士感慨道。其实,在生产端,农民也被迫深陷恶性循环的漩涡:农产品要增产、畅销,就要使用农药化肥和各种化学配方来保证产品的光鲜亮丽。这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个紧急关头,“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闯入了人们的视线,这种农民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经济合作关系,能否改变传统农产品生产的高投入——高农残——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供、销模式,开辟一块让城里人吃上放心食品的新天地?

        推广“生态种植”仅三农户响应 “看见地沟油的报道了吗?看见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了吗?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市场环境。”2011年9月,北京绿腰科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姚博写下了一份霸气的商业计划,他们经营的是高端农副产品,每周为会员配送一箱来自沪沽湖畔的安全食品,通过空运送达客户的家中,箱子里装着7斤肉类(土猪肉,或者牦牛肉、羊肉)、一只土鸡、30枚鸡蛋、蔬菜10斤、水果7斤。

        目前,担任“中间商”角色销售乡村安全农产品的企业正日益增多、壮大。同时,另外一种有机产品供销链模式:社区支持农业,也已在春城昆明悄然出现。

        就在城市人无奈举筷的时候,在曲靖师宗县五龙乡平寨壮族村,熊杰锋等村民,正在作出选择和改变。

        2007年初,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张和清教授搬来一个小板凳,在熊杰锋的对面坐了下来,他伸了伸几天考察中走累了的双脚,开始给屋里的人叙述他的设想——绿耕城乡互助社在平寨推广种植老品种农作物。那年熊杰锋27岁,当教授详细给大家讲解了用生态种植的方式恢复老品种的意义时,他开始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做点什么。

        就这样,他成为了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云南社工站“城乡合作项目”最早的响应者之一。2007年,在曲靖师宗县五龙乡平寨村,由张和清带领的这个团队,开始探索一种以“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为目标的城乡合作模式,计划通过发动村民种植老品种农产品,在此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然后以合理公平的价格,向城市居民进行“直接”销售。

        这是一个美好的设想,项目一方面可以提高平寨村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城市居民可以得到安全健康又生态的粮食等,互惠互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当地的生态环境、传统文化和生计可以良性循环。”团队抱着这样的信念,向农民推广近年来已经逐渐被农民们所放弃的传统水稻。所谓传统水稻,又称为“老品种水稻”,主要是区别于杂交水稻,是指通过长时间种植,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气候特点,并由当地种植者年复一年种植的水稻品种的总称。老品种水稻是重要的育种资源,具有适应性较强、需肥量少、有普遍的抗病性、产量稳定等特点,且老品种水稻可以保留种子,不会发生大的变异。杂交稻虽然产量高,但依赖于化肥、化学农药和灌溉水,而且会降低土壤肥力。而老品种水稻的种植可以不施化肥农药,保证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保护了珍贵的土地资源,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一家挨着一家,最先响应的几个人和项目的工作人员敲开邻里的门,鼓励大家一起行动。“城里来的人叫我们不用农药化肥,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万一没有收成怎么办?最后只有5户人家约好一起试种老品种稻谷,但到春耕的时候,就只剩下3户人家了。”熊杰锋回忆说。

        熊杰锋年迈的父亲也不同意他参与“生态种植”。全年劳作,最后“颗粒无收”,对于背朝烈日面朝黄土的他们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去想的问题。在熊杰锋的坚持下,老父亲终于勉强同意他用家中一半的田地(一亩田)“试种”红优谷。

        “试种”,这个在科研机构的实验田里再平常不过的词,在平寨人的心中,多少显得有些“儿戏”,掺杂着浓浓的观望味。

    草药兑辣椒水替代农药

        2007年,平寨试验“生态种植”的第一年,董朝清也参与了。他仔细翻了自家将近两亩的地,种上平寨谷子。“那年我们只找到3个老品种,听村民说平寨原先有11种,但很多已经消失了。”项目的一名工作人员黄亚军记得,村里老一辈的人常常念叨一种“红谷子”,但怎么都找不到,直到有人提醒说,花嘎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每年都在种它。“在困难时期,贫困人家靠这种粗粮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老奶奶对红米有难以割舍的情感。”黄亚军说。

        但不同于杂交稻一般高度不超90公分,让董朝清犯愁的是,红谷的棵苗会长到130厘米左右,稻穗长出来以后风一吹就会出现倒伏,从而导致减产。更让人不安的是,随着闷热的6月份到来,稻飞虱和蚜虫也来了。这一年,害虫似乎比往年要多。“听村里的老人讲,山上有一种草药可以毒死鱼,也可以用来杀虫。”辛劳的耕作生活里,背着竹筐上山采药让熊杰峰享受到喷农药的邻居体会不到的乐趣,“把这种藤状的植物舂成浆,混合一些辣椒粉,兑上水后就可以用了,虽然见效慢,但对人体和环境都没有害处。”在昆明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的专家指导下,为了不让虫灾严重可能导致绝收,他们也使用一些低毒低残留的农药。

        “化肥会破坏土壤原有的成分、结构,而我只放牛粪和骡子的粪,草也让它长在田里,第一年一次农药都没有打,也一样度过病害期了。”面对邻里的观望态度,最早种植老品种水稻的几户人家一边向老一辈学习、一边自己摸索着。熊杰峰还发现,水稻秆比杂草坚硬,相比之下田间的虫更喜欢啃食杂草,而一旦出现倒伏的情况,将田里的水排出后,也能降低损失。

        让熊杰峰喜出望外的是,这亩长得“七零八落”的稻谷,也顺利迎来了它的秋收。晒谷子的晴天里,他高兴地拿来纸和笔,认认真真写下:“种杂交稻,每亩成本400块钱左右,其中50余元买种子、200余元买化肥、100元余买农药,亩产600公斤,每公斤售价2元,每亩收获1200元。种老品种稻米,每亩只有200至250公斤的收成,虽然人力投入稍大,但成本低,每公斤稻米售价在7元以上,每亩收获1400元。”

        老父亲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了,观望的邻里似乎也来了劲。可是这些“昂贵”的大米,怎样像设想的那样,向城市居民进行“直接”销售呢?会有人买吗?

    让农户参与销售公平议价

        在昆明创意英国小区内的商业区里,藏着一家土乡土气的“绿耕店”,除了那扇与其他店面统一规格的玻璃门有些冰冷,店里摆满了许多东西,个头小小的土鸡蛋、粘着薄土的花生、乡土的刺绣等。

        一位顾客在不大的店里转悠了几圈,最后在盛着生态米的土缸旁停了下来,捧起一手掌洁白的米粒把玩起来,空气里弥漫着稻米淡淡的香气。她似乎是店里的常客了。“其他开销省一点,把钱花在健康的农产品上,算是给选择生态种植的农民一个支持,对家人的健康也有个交代。”这位梅女士说,一次在松华坝附近游玩时看到农户丢弃了大堆白菜,让她觉得很可惜。“辛苦种出来的菜卖不出去,城里人却天天在吃这些化肥农药”相样“的东西,挺可怜的。”

        梅女士的身后,是一面彩色照片墙,有平寨梯田的美丽画面,也有绣花老人的照片,在她的跟前,一只土鸡雄赳赳地走过。我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张照片上是熊杰峰。“当时,村民带到小区里的1吨大米,不到3个小时,就已经被抢销一空。”邹胡东回忆说,项目工作人员有一个共识,就是让农户亲身参与销售,让他们有机会面对面跟消费者交流,让双方公平议价。“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起来,达成双方的理解和信任,算盘才能打响。在小区物管、业主委员会的帮助下,我们组织了品尝会和联欢会,让村民在会上介绍产品的价格是怎样定下来的。”据黄亚军介绍,他们还曾经组织小区居民到平寨去,监督生态种植的过程并亲自体验生态劳作。

        就这样,平寨的生态农产品慢慢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客源群。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正当项目组计划着从平寨生态农业发展中抽身出来,将自主权交给村民的时候,一个始料不及的状况却出现了:一方面是平寨高涨的生态产品种植热情,种植面积扩大、种植合作社成员从3户增至13户,产品同步增多;另一方面,却是逐渐离去的消费者。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合自救

        2007年,他们所尝试的“农户直接向市民销售”的方式,来自外国早已有之的“社区支持农业”的思路,但在昆明,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瑞士,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共同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并分享利益。

        “但当时,平寨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并非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或是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改变固有的消费观念。”黄亚军认为,这个以老年人为主的消费群体,很多是被工作人员的热情感染,或出于扶贫的心态加入到生态产品的消费链中的,“不变的消费观和价高的产品,使这部分消费者自然就慢慢流失了。”

        这无疑打击了平寨选择生态种植的农户本来高涨的积极性。缺失的政府购买服务、无第三方认证、社会消费习惯不同步,“城乡合作项目”只好用项目资金购下积压的产品,以补贴农户的损失。

        转机直到2010年才出现。为了更好地销售平寨等项目点的生态产品,由绿耕城乡互助社拿出50%的股份资金、邹胡东出资50%,“绿耕店”于2010年9月中旬开张了。尽管开张伊始举步维艰,但这个立足于中高端小区的小店还是慢慢积累了一定的客户群。

        “‘绿耕店’成立后,产品缺乏销路的问题迎刃而解了,相反的是,后援不足、品种少、供应不稳定成了新的问题。”被问及绿耕店每月的纯利润时,邹胡东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扣除房租、水电、员工工资等开支,月利润只有500元左右,甚至连我的‘工资’,有时也要靠项目补贴。”

        “但‘绿耕店’的开张,是一个好的开始。”黄亚军认为,实体经营店的成立意味着绿耕团队放弃了原先让城乡组织直接交易、自身退出生态产品供销链的计划,“我们开始意识到,突破目前农村发展困境、解决城市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不是单靠消费者、村民哪一方就能做到的,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角色。开店就是我们绿耕准备长期承担自身角色的一个尝试。”

        “‘绿耕店’的定位并不是‘中间商’,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农超合作’,产消互动、公平议价,这些环节我们都不会放弃。”还利生产者,在此基础上确保实体店可以自给自足、持续经营,这是邹胡东和他的伙伴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通过公平贸易,农产品的供销链越短,生产者、消费者的收益空间越大,这是必然的。”黄亚军介绍说,但在“产—消链接”的经营模式和“产—销—消链接”的经营模式之间,绿耕团队选择了后者。

        “有机食品是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回答,但非全部。最好的解答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合自救,改变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将这场自救与合作的工作进行下去。”黄亚军说道,“消费者不应该忘记,他们想要怎样的产品,生产者就制造怎样的产品。”

    资料来源:生活新报网  2011/11/28

     

    (责任编辑: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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