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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秩序与生命价值

    时间:2018-04-10 11:00来源:中国生态文明网 作者:zhaohao 浏览: 次    收藏 挑错 推荐 打印
    摘要:生态秩序与生命价值 摘要:“自然”“无为”是古代道家生态秩序建构和生命价值实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本特征。“道通为一”“万物一齐”是大生命生态思想的前提,“道法自然”“道常无为”是生态秩序建构的原则,“知常曰明”“知止不殆”则是基于生态秩序之上的生命价值实现的目标。在此,古代道家提倡因循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以及与万物和谐共进,同时以有节制

    生态秩序与生命价值

        摘要:“自然”“无为”是古代道家生态秩序建构和生命价值实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本特征。“道通为一”“万物一齐”是大生命生态思想的前提,“道法自然”“道常无为”是生态秩序建构的原则,“知常曰明”“知止不殆”则是基于生态秩序之上的生命价值实现的目标。在此,古代道家提倡因循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以及与万物和谐共进,同时以有节制地取诸于自然来实现人类价值的生态思想,无疑对于维护全球生态系统平衡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智力支持和现实意义。
        返本方可开新。反思现实的生态危机和全球环境恶化问题,深入研究、探讨古代道家的哲学根基与理论内涵,挖掘出其丰富的生态秩序建构和生命价值实现的思想,为解决现实危机寻找理论资源;从这个意义而言,古代道家的生命生态思想无疑具有现代性。应该说明的是,古代道家不仅有《道德经》、《庄子》之类的核心经典,还包括《列子》、《文子》等重要文献。
        一、“道通为一”的生命存在与“万物一齐”的生态平衡
     
        从宇宙生化论角度来看,古代道家是以“道”作为生命起源、万物本源,把万物的创生过程描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的。《庄子•天地》篇将万物的生成具体解释为阴阳冲气的内在因素,万物通过和合之气,而具有了“命”、“形”、“性”、“德”的特性。它体现了道家把道作为万物的生命,把德作为万物之性;指出世间万物从道生,灭亡之后又复归于道,“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庄子•知北游》),“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道德经·第16章》)。人亦然,“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这些说明了人与万物一样都是道的产物,于是道有着大生命的基质。
        在古代道家那里,道又可称为“一”,即“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一气”就是阴阳集合体,即所谓的“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文子·下德》),又表现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42章》)。因此,道通过阴阳的作用产生万物,贵在和也,是为“两者交通成和而物正焉”(《庄子·田子方》)。这样,宇宙处在一个生生不息而有序和谐的生命整体中,是一种“和生”。万物从和谐中产生,又在和谐中存在,和谐成了宇宙的最高准则与普通规律。鉴于此,古代道家视“万物皆一”(《庄子·德充符》)、“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皆同一和”(《文子·微明》)、“天人一体”和谐思想,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生命生态和合思想。
        于是,这种生命生态和合思想是体现在“道通为一”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理念。《庄子》中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俯拾皆是,如“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人与天一也”(《山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等,也表明了人“是天地之委形也”,也“是天地之委和也”(《知北游》)的现象。《列子·天瑞》篇有同样的论述,旨在说明人的身体、生命、禀赋、子孙等与一切生物一样,都是自然(天地)和顺之气的凝聚物,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子·下德》篇把“天人合一”阐述得更为淋漓尽致:“通体乎天地,同精乎阴阳,一和乎四时,明朗乎日月,与道化者为人。” 这实际上指明了人与万物的同质同构性,说明万物形态相殊,但本质则“一”,都是自然和气生成的产物,而且都从属于自然(“天”)。这同时也蕴涵着天人关系不存在二元对立,而是天人一体或天人合一的。
        而且,在“天人合一”中,万物虽然形态各异,却无高下、贵贱之分。庄子从宇宙观的角度上看,万物皆出于“道”,是 “万物一齐”(《秋水》)而平等的。庄子用相对论的观点看待世间的一切事物,认为万物在“道通为一”(《齐物论》)、“万物皆一”(《德充符》)之中。《文子》也认为不仅“万物同情而异形”(《文子·自然》),而且万物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形状各异,各俱其理,“形殊性异,各有所安”(《文子·自然》)。因此,万物由宇宙“和生”而成,且相安无事,但合于“元气”,此乃谓“天和”。《列子·黄帝》篇描述了动物与人有着同样的心理与能力,指出“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同者,其齐欲摄生,亦不遐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亲”。不难晓得,古代道家的生态秩序思想里富有“万物平等论”的观点。鉴于此,人类就不能歧视或无理占有其他物,而应尊重天地自然万物,尊重一切生命,把所有生物当作朋友,与人类居住的自然界和谐相处。进而言之,“既然‘和生’是宇宙的本然,天地之自然,万物存在之必然,那么,具有精神的人类,其存在、其生存所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应是珍惜生命、热爱和谐”。只有珍惜生命、维持和谐,才能更好地生存。
        在此,人与自然万物是有机联系的,而且“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法则”。于是也不难推理出,自然万物的本性及其变化关乎于人类生命的生存和发展,那么,人事活动就应同自然万物保持协调统一。《列子·周穆王》认为“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人体是与天地相通,与万物相感应的。而且,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凡生物都有其固有的按生态规律存在并享受尊重的权利,它们各自占有自己的“生态位”(生态在自然中存在了合理性)。这种“生态位”蕴涵着生物之间的互利共生的利益关系,是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互利共生的利益关系,才构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生命共同体,揭示了万物与人类休戚相关,共同生存,具有协和性、依存性、涵蕴性以及整体和合性。
        总之,古代道家拥有着“道通为一”“万物一体”的生态秩序和谐观,指出天与人不相胜而相合,并主张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揭示了人生于天地之间,不可能脱离于万物的联系而独自地得以生存,要求人类主动参与到天地之道的自然生生之流中,共同与其他生物一起维护好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协调。而且,古代道家立足于“道通为一”“万物一体”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以遵循“道”的规律和掌握“常”的原则下来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践行着“道法自然”“道常无为”的生命生态秩序理念。
     
        二、“道法自然”“道常无为”的生态秩序建构
     
        在古代道家人士看来,宇宙价值与人的价值是统一的,且由人的存在价值来显现宇宙的价值,这是由于人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道德经》有“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第25章》),表明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与道、天、地相并列的“四大”之一。《列子·杨朱》篇也有“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也”之类的表达形式。而且,在宇宙中着重彰显了“天道”与“人道”关系,而且“天道”有着让“人道”可循的法则,是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的道理,即人法自然之道。
        “道法自然”是人法自然之道的理论依据。所谓“自然”是指事物自生自发的本来势态,即“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守之,将之通之”(《列子·力命》),它体现自然寂寞无声却造就万物,平和宁静且无所施为,顺应万物而无一遗漏。“道法自然”是道效仿自然之“理”,不违背“自然”之意,自然而然,无为无欲,运行有序。由此推论出,“道法自然”是一种尊重自然规律,热爱自然,酷爱一切生命,构建和谐宇宙的表现。自然之道的特性又是“无为”,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37章》)。古代道家重视无为,有为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然而,“无为”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应顺乎“自然”,合乎大道,从而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文子·道原》),“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无为者,治之常也”(《文子·自然》),“无为者,非谓其不动也,言其从己出也”(《文子·上义》)。此处的“无为”是“不争”“不有”“不恃”“不宰”“不为”等。《管子·心术上》以“静因之道”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无为之谓道”,“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李约瑟先生对此曾指出:“就早期原始科学的古代道家哲学而言,‘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古代道家就是这样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实践无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了。                                                                     
        有别于古代儒家着重人的社会特性,古代道家注重人的自然特性,主张“自然”“无为”,反对“以天制人”“以人灭天”“以故灭命”“遁天信情”,强调不要用人为去毁灭天性,不要用造作去毁灭天赋,不要用贪得去追求虚名,要谨慎地保存天然的本然,使之不丧失,此乃叫做“返朴归真”。所谓“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以及“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庄子·养生主》),都揭示了事物的本然状态不应因被人是否认识而受到影响,其目的就是求得天然、自然而然,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这种用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就是无为、不争,即“不竟不争”(《列子·汤问》)。因此,自然是道的本性,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所以说,人类应效法天道,依循天地万物的本然状态,常固自然,依事物的本性自由发展,顺其自然而不强加妄为,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既是可能的,又是现实的。
        在治国策略上,古代道家对统治者提出了一套“无为而治”的治国方案,其主旨在于“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庄子·田子方》),是要求统治者因顺自然,顺应物性,甘做天下谦卑的川谷,以安守柔顺、暗味、卑辱来替代刚强、明察、荣耀,从而回归到纯真质朴的“道”上。由于人类的本性与万物的性情是一致的,因而自然的本性最好不应该因人们追求名利、虚荣而毁灭;倘若不扰乱或改变自然的本性、常性以及悖逆人民的常德,不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了吗?这是因为,智巧虽然重要,但智巧代替不了天性,妄动代替不了和谐。故而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统治者要提倡君民上下都应顺乎自然,没有私欲偏情,与万物众生比邻而居,使得禽兽成群、草木滋长,做到和和融融,以享天年。
        如前所述,古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天道无为,常固自然,但这并不要求人类为了不使外物有所损益,不动不为,什么不干,而是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顺应自然万物之性而利用之,只是不要对自然界妄加干预、破坏罢了。古代道家提出在利用自然物为我所用时,要“知常曰明”“不失大常”,同时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三、“知常曰明”“知止不殆”的生命价值实现
     
        在“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基础上,古代道家人士提出了“知常曰明”“妄作曰凶”,倘若“不知常,妄;妄作,凶”(《道德经·第16章》)的论断。它是指不认识和掌握常“道”,就会异想天开,轻举妄动;如果轻率妄动,就会招来灾祸。于是,古代道家要求人们在社会发展中必须做到“得在时,不在争”“不失大常”等来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在古代道家看来,为了更好地与天一体和谐,人类必须认识自然之道(“常”),因为自然的和谐被看作是一种既定的原初秩序,而不是人类通过变革社会实践活动之后所达到的一种生存境界,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不是什么改造性的活动,而是能够知常而顺任性的活动。在实际生活中,古代道家提出了遵循常“道”规律,按“时”“势”而发展生产,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以及保护生物、维持生态系统的一系列举措。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不但不同的地方人各异,而且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也不同,造成了动植物性情不一样,因而有些动植物可以移养,有些则不然。乍看起来,天生万物就是为人类享受的,人类可以一味地任意耗费之、挥霍之;事实上,人类因时、因地认识和利用万物,才是合理的,才是符合“天性”的。否则,如果人类一味片面地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人可以理所当然地恣意妄为、肆无忌惮地行事,那么,后果将是不可预想的。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几乎是古代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源泉;对于此,古代道家提出常固自然、因时制宜地发展农业。由于人类的生存是以消费吃喝住行等所需物品为前提的,这就要求人类在遵循大自然(“天道”)的规律下发挥人的智力与能力去发展生产,为自身生活服务,即所谓的“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列子·说符》)。古代道家对人类社会发展并不质疑,但对如何发展则提出一定的看法,认为人类因时、因地、因材制宜,合理养殖鱼鸟,以应人们所用,这是合理的;而且,在农业基础上,以“九土所资,或农或商,或田或渔”(《列子·汤问》)的形式提倡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以及还提倡在从事生产过程中具备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技术能力,体现出“土壤布地,能者以为富”(《文子·上德》)的智慧。
        关于发挥人的才智来发展生产,古代道家都有着深刻的见解。《列子·天瑞》篇提出“吾善为盗”的概念,即“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载若形”,“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由于空气、水、植物等不属于某一生物,故被列在万物盗用的对象,构成了万物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但这种盗用只有在适度的范围内,才能相安无事,故而有“三盗既安,三才既安”。若贪得无厌,滥施淫威,盗用过甚,就会造成灾难。人类大伐森林,滥用非再生资源,不都是盗用过甚的行为吗?所以,在处理天地——万物——人类的关系中,要掌握“天生天杀”的自然规律和“吾善为盗”的基本原则。“只有协调好天地人三个因素关系才能保证农业丰收,这同样也是农业管理上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只能通过技术的方式才能建构起合理而有效的天、地、人结构,而这其实就是一个构筑生态农学模式的问题”。
        不难晓得,古代道家“吾善为盗”的具体原则是常固自然、善待其生、尽其物用,其基本主旨是按照生命过程的自然特性来利用万物,造福于人类。《文子·上仁》较为详实地论及到:“上因天时,下尽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长,万物繁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杪……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田……鱼不长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了解了动植物特性后,对此作适当的变化是可以的,但不要失去它们所生存的根本条件。所谓“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庄子·田子方》),一旦失去了所生存的根本条件,万物则无以生活下去的可能了。它说明生物须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生存,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就是对他们的戕害。这些实质上是要求人类掌握大自然(包括动植物)的本性,利用有效的方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还要注意“知止不殆”的道理。
        于是,古代道家主张要谨慎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自然,不要贪得无厌。所谓“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44章》)。同时,还要做到“俭以养生”,知道“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道德经·第9章》)。古代道家提倡简朴的生活,凡事做得不要太过分,应有节有度;是既反对过分的吝啬,也反对过分的贮藏,最好做到适可而止。现代人类正陷入全球性的生态困境之中,根本原因是人的贪欲无限,以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方式去开发利用自然界,不知满足地无节制地追求物质财富,这实质上就是违背了“知常”“知足”“知止”的道理。
     
        四、古代道家“自然”“无为”生命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
     
        近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造成生态秩序系统的紊乱。足以让世人深思的是,人类虽然智慧高超,但离开自己生存的环境条件,能力的发挥便会受到限制,甚至无能为力了。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全球气候日益变暖,空气、水日益严重污染,土壤日益碱化,可耕地逐渐缩小,森林植被日益破坏,动植物种大量减少,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等。接踵而止的病菌已让当代人苦不堪言,从某个角度而言,难道这不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吗?不就是违背了“知常”“知足”“知止”的道理吗?
        虽说是一定历史时期只能反映着该时期的人类智慧,不可复制,也无法复制,但人们的思想和智慧的内涵、思维方式可以跨越时空而具有融通性、认同性的特点,因此是可以传承、借鉴和扬弃的。古代道家正是在“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发展过程中“究天人之际”,既究万物之情,又超越具体的历史现象而达到对道的历史总结和承续,这就是历史“道纪”。古代道家以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精神与胸怀,齐同物我的博大齐平的眼光,显现出不浸于利,不奉于势的风格,这在生态智慧观上已达到了一种“民胞物与”、“平等”、“博爱”的境界。“这种生机论宇宙观和人生哲学长期以来滋养了中国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悲天悯人的意识,教会了中国人热爱宇宙中的和谐,珍惜大自然的生命”。因此,中国人自古长期以来能够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知常”“知足”“知止”的原则从事社会生产,进而遵照是否有利于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审美的标准,对之施以适当的行之有效的行为,特别是注重以道的眼光和精神来对待万物,其智慧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生态思想。

        总之,古代道家立足于生命生态秩序背景下展开对天地人关系的探讨,拥有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精神,从总体上揭示出天地、万物与人类的统一性、和谐性以及相互依赖性,以一种“仁爱”精神与自然“皆同一和”,而不是干预、控制自然,体现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着一种互共互利的内在关系,这对当今社会维护生态秩序平衡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生态文明网

    (责任编辑: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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